[9]当然，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没有将监察机关上升到国家政体的高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必须墨守这一成规，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就把监察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并列，是结合中国国情所做的一种创造性尝试。
显然，这是一部总统大权独揽的威权主义宪法体制。古德诺并非认为君主制一定优于民主制和共和制，而是从历史传统和比较宪法学的角度，认为一个走向现代的国家体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国家统一和领导人权力交接等制度性难题的话，就很可能导致最坏政体的结果。
问题在于，何为古德诺理解的宪政国家（立宪政治）呢？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和比较宪法学家，他的观点具有宏大的理论视野。可惜的是，这种制宪会议的宪法创制形式在中国立宪史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和很好的延续，或许是由于与袁世凯联系在一起，在革命激进主义的思潮下，后来的各种宪法创制都没有采取这种制宪会议的专门化形式，遂使中华民国约法的制宪会议这个优长的创制宪法的形式，成为空前绝后的一次不成功的试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立宪史的一大遗憾。实际的情况怎样呢？大家都知道，由于国民党议员主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拒斥袁世凯提出的宪法草案大纲，顽固坚持国民党的宪制框架，刻意用内阁制等方式压缩袁世凯总统的权力，致使袁世凯忍无可忍，只能采取非常规的办法，解散议会，取消宪法起草委员会，并用鼓动暴力造反的理由开始抓捕国民党议员。这无疑是古德诺的隐匿命题，田雷发现了这一要津就把古德诺盘活了。古德诺在袁世凯轰轰烈烈并草草收场的洪宪帝制闹剧之前，就离开了中国，纵观古德诺的中国之行，总的来说也是失败的，即他积极参与制定的袁记约法无疾而终，他的关于中国宪制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实施。
虽然袁记约法未必达到他们的诉求，实现宪政建设与国家能力的统一，但相比之下，它要比此前的临时约法和天坛宪草更符合中国的现实政治情势，也有可能通过平稳的过渡而实现一个优良的立宪政体。问题在于这种政治妥协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各方参与者，尤其是革命党人的真心认同，尤其是在革命党人内部，就如何构建这个新国家以及其中的政治领导权，早就产生了争执，具体表现为如何规定民国大总统的宪法权力，鉴于南北和谈已成定局，袁世凯必将成为民国大总统，孙中山等人仓促制定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更改为内阁制，这种做法其实也引起国民党内部宋教仁等的不满。从这一现实主义角度而言，提出知情权滥用的概念，并非无的放矢。
尽管法律规范不一定将这些要求规则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期待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该指南强调，虽然信息公开的立法旨在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但是，少数申请人有可能滥用立法所规定的权利，这些权利滥用行为可能威胁甚至颠覆整个信息公开制度的权威性，浪费本该配置到更值得的申请事项上的资源，并影响公共机构的正常运作。在规范层面，虽然并无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是关于权利相对性的理论，以及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都可以为该原则的导出提供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申请很难通过后果的合比例性测试。
1.滥用知情权命题的基本依据和法理 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理分析表明，禁止权利滥用这一发源于民法语境中的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一样，旨在为权利的行使提供某些客观和主观的诚信标准。这一方面有助于遏制申请权滥用的情形，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因为原则的过分宽泛化而导致对知情权行使空间的挤压。
英国学者通过对苏格兰信息自由法实施以来情况的实证研究，指出纠缠性申请虽然存在，但很多时候也被官僚机构和媒体进行了选择性的过度放大。但在权利行使的实践中，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而且，个人和组织的信息公开申请， 是政府透明度建设中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相呼应，构成推动我国政府透明度建设的重要引擎。人们订立合同是要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合作，这种自愿的合作关系同时也为当事人之间创设了相互的强制性义务，禁止权利滥用本质上就是权利人所负有的一项强制性义务。
但是，何为滥用知情权，对滥用知情权该如何抑制，条例本身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规定。因此，在大陆法系关于所有权滥用的经典案例中，判定所有权滥用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权利的行使是否于己有利。例如，如无正当理由反复要求审理法官回避，期日指定申请权的滥用等，都属于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认定一个申请是否构成无理纠缠，最终需要综合考虑申请行为的各方面因素。
因此，在现行法律对滥用知情权尚未规定的情况下，有必要以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为基础，以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为依据，以知情权目的和功能为逻辑，建构一个分析知情权滥用的框架。一些论者指出，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期待关系模式，当事人基于这种关系模式而产生某种对他人行动的期待，这种期待同时也就为权利人设定了特定的义务。
在这个意义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无论在法理、道义还是社会意义上，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基础，该原则在私法和公法领域都具有可适用空间。研究者还指出，人们之所以对纠缠性申请记忆深刻，是因为人们在印象形成上的帕累托效应，即数量较小的纠缠性申请对人们主观印象的塑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在公法领域，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必须考虑公法关系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该原则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不应简单照搬私法领域的相应规则和技术。申请行为的主观目的与获得信息后的用途，是两个不同概念。在宪法权利领域，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表达自由权的行使及其边界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权利行使过程中的公地悲剧。所以，在陆案的裁判中表现出来的司法论证和说理的不足甚至草率，也并不全是法院的问题。2.如何判定滥用知情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应当将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信息公开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高等裁判所进一步指出，无理纠缠可以被界定为对信息公开的法律程序明显不正当的、不合理的、不恰当的利用。在我国，实践中时而发生的大量申请、反复申请的行为，也就是学理上讨论的滥用知情权行为，其实主要是比较法视野中观察到的纠缠性申请、无聊申请等行为。
在陆案的裁判文书中，法院对滥用申请权的判定，只是试图借助立法目的、法价值等法理以及民法、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等进行说理。比如， 一个申请人向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申请公开信息，因为他相信政府在他的大脑和身体里安装了电子设备， 以控制他的思维。
虽然在理论上，该原则也适用于对法院审判权行使的限制，但是从立法的逻辑结构和立法背景来看，在民事诉讼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一个主要目的，乃是对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行为予以规范，遏制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实践中存在的非诚信诉讼行为。具体而言，这种公共价值要求每个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尊重共同体之维系所依赖的公共理性、合作和最低限度的信任。
权利行使的公共功能表明，我们不能仅仅从知情权行使是否与自己利益有关来判断申请人是否滥用了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并不只具有个人的自利性目的，而是具有复合性目的和功能。这意味着，对是否构成无理纠缠的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主观裁量空间。或许，面对公共权力—个体权利中的不对称关系，特别是行政机构公开文化的脆弱、秘密行政的路径依赖、知情权保障在现实中遭遇的无力感等因素，提出禁止对知情权进行滥用可能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大众心理意义上的政治正确。从比较法角度看，一些国家注意到这一程序正义问题，因而设计了相应程序机制予以化解。
徐国栋认为，普通的法律规范往往体现了毋害他人的要求，而诚信原则体现了爱你的邻人的要求。但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强调的那样，界定对作为一项公法上基本权利的知情权的滥用，需要秉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将知情权滥用的判定置放于一个得到良好指引的分析框架之下，方能在对权利行使进行指引和规制的同时，也防止滥用知情权之概念的滥用。
基于以上的不同，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概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立法和学理价值，也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更为均衡的权利文化，如美国法学家埃尔曼所言，今天，大多数法律制度都在试图对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表现加以控制，控制的方式是通过法院判决或立法发展出一种广泛而略失雅致地称作滥用权利的概念。在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vs. Devon County Council Dransfield一案中，英国高等裁判所指出：无理纠缠不能简单地从词典中去找解释。
前述申请行为人的主观测试标准，除非在明显可判定主观不诚信的情况下，否则大多数情况都必须同时考虑申请的手段、方式等客观要素而进行综合判断。英国信息公开高等裁判所在前述案例中明确指出：信息自由法第14条关于无理纠缠之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公共机构宝贵的资源免于浪费或不成比例的配置。
不过，同样需要意识到，知情权并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对知情权行使的法律限制是显而易见的。滥用知情权：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一)比较法观察：纠缠式申请与知情权滥用 查阅国外有关公共机构信息公开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裁判，都没有发现知情权滥用之概念。我们不难发现，法院对申请行为特征的归纳，目的在于将申请人数量众多的申请行为进行类型化，但其归纳的四个特征缺乏清晰的和一致的逻辑，似有东拼西凑的痕迹。当事人反复多次提起琐碎的、轻率的、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诉讼请求;或者明知无正当理由而反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对其起诉严格依法审查，对于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的起诉行为，因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丧失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
申请人的申请行为是否构成滥用，首先应当分析其主观心理态度，分析行为人是否属于恶意利用信息公开程序，是否符合主观诚信的要求。在实践层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信息公开，数量日益增多，其中也不乏信息公开申请专业户和将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作为与行政机关进行利益博弈策略的象征性行动。
如果于己有利，即便影响到相邻权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也不属于滥用权利，而只是相邻关系的处理;但如果权利人行使权利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而对自己毫无利益，也就是损人不利己，则很可能构成权利滥用。应认定构成滥用诉权行为。
从该分析框架的基本内容看，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我国立法和学术界以诚实信用原则吸收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做法，同样也反映在民事诉讼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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